苏轼在《晁错论》里面，把晁错这人批得挺狠，说他搞改革操之过急，没处理好时机，结果把七国之乱给引爆了。苏轼的意思是，你方案再时机不对，那也是白搭，甚至成了祸害。这个评价到底对不对？
我最开始接触这个题目，是纯粹想找点资料写个历史稿，觉得这可以给一个一锤定音的答案。我直接开始在网上和图书馆里扒拉《汉书》《资治通鉴》这些史料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：晁错是改革派，代表先进生产力，他肯定是对的；苏轼是在批评他急躁，苏轼是错的。
但是越看越发现，历史这玩意儿不是二元对立的。晁错搞“削藩”，从长远来看，那是为汉朝续命，是绝对的功劳。问题是他操作太野蛮，没给缓冲，直接把火药桶点燃了。苏轼那番话，是站在一个成熟政客的角度说的：你牛逼，但你没命活下来把改革完成，那有什么用？
为什么我非要死磕这个几百年前的文人对几千年前的政治家的评价？这事儿说来复杂，完全是一个意外把我推进去的。
我之前在一家做软件外包的公司带团队，我们部门技术水平没的说，但内部流程那叫一个混乱，每天光是扯皮浪费的时间都够再开发一个项目了。我当时血气方刚，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，拍脑袋就决定要推翻旧的，建立一个全新的“高效率”协作体系。
我的改革过程，简直就是晁错的翻版：
结果？一个季度下来，新流程没跑顺，老客户怨声载道，部门里人人自危。有一次一个核心客户的项目出了重大问题，直接闹到了老板那里。老板没当场说什么，第二天，我的所有权限都被收走了，我的“改革”计划被扔进碎纸机，我被调去了一个闲职，美其名曰“沉淀”。
那段时间，我特么太郁闷了。我明明没错，我的方案是先进的，为什么失败的是我？我感觉自己就是个现代版的晁错，一肚子经纶，结果被自己的“正确”给坑死了。为了给自己找个合理的解释，我开始疯狂地去研究那些因为“正确”但“急躁”而失败的历史人物。
我深度阅读了苏轼被贬谪后的诗文和传记，发现苏轼写《晁错论》的时候，他自己也是个在政治上吃了大亏的倒霉蛋。他在推行“新法”时也失败了，也被边缘化了。他批评晁错，是在回顾自己年轻时的莽撞——他不是说晁错的理念错，而是说晁错的政治手段和时机错了。
苏轼对晁错的评价对不对？
我得出的结论是：苏轼的评价，是政治家对理想主义者的纠正。晁错的行动是对的，但他的行为只够得上一个执行者，而不是一个顶级的政治家。他只知道干事，不知道团结人，不给敌人活路，也不给自己留退路。苏轼作为过来人，看到了这一点。
我在闲职上蹲了一年，终于想明白了。我直接辞职走人，来到了现在的公司。现在我推行任何新东西，都不会再搞“一刀切”了。我得先跑上三个月，去跟各个部门的大佬们喝茶聊天，先给足面子，做好充分的利益铺垫和人员安抚。我现在明白了，改革不是靠技术，是靠政治情商。
我的实践记录就是：搞改革，不能只盯着技术和流程的“对错”，必须得盯着环境和人心的“时机”。这是我用一年的沉淀时间，才从苏轼和晁错的功过里，掏出来又印证了的职场道理。
